前言

昨天写了一篇有关101计划的文章， 中国将迎来诺贝尔奖大爆发？ 有网友在评论区阴阳怪气的说我们没有思想家。

不是没有，只是你不认识罢了。

很巧，今天看新闻，清华大学汪晖教授被欧洲科学院评为院士。

这个荣誉不一般，欧洲科学院作为全球最顶级的科学院之一，想要获得他们的认可十分不易。

笔者查阅了欧洲科学院的网站，目前113名中国籍院士中，仅有汪晖教授一人是以人文科学贡献获得院士头衔的学者。其余112人均是在自然科学、生命科学获得殊荣的中国科学家，如陈竺院士、白春礼院士等。

欧洲科学院中国籍院士名单，红框处是汪晖教授

事实上欧洲科学院院士头衔对汪晖教授而言，只不过是他等身荣誉的锦上添花。

早在2013年汪晖教授就获得了代表意大利跨学科最高荣誉的卢卡·帕西欧利奖，是该奖有史以来第一位非意人士（该奖之前国别不限，但仅颁给意大利后裔），与汪晖教授同时获奖的则是号称“当代欧洲最伟大的哲学家”于尔根·哈贝玛斯。

2018年汪晖还获得了德国哲学最高奖——安内莉泽·迈尔研究奖，是该奖成立以来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获此殊荣的亚洲学者。

好了，说到这儿了，我相信很多朋友还是不清楚汪晖教授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为什么他会被国内、国外普遍尊为目前全世界最具声望的思想家、哲学家之一？

如果想要了解汪晖教授生平，请大家自行搜索，我这里只谈汪晖教授的学术贡献。但要谈学术贡献之前，笔者简要说一下改开以后的国内知识界的背景。

一：现代性批判理论

我知道我的读者大多是30-60岁年龄段的男性，你们可以回忆一下，八十年代到零零年代，这三十年我国的社会思想是怎样的。

因为敏感，我不过多表述，相信大家不会否认的是，我们的思想界、理论界普遍存在以“西”为贵、唯“西”马首是瞻的状态，继而把这种迎合西方思想的状态传播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

也有一些学者提出各种理论希望打破这种不正常的思想框架，然而他们的研究较为单薄，更多是形而上的应激反应，缺少扎实的学术理论。

九十年代末，针对思想界的迷茫与混乱，汪晖教授发表了名为《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的文章。汪晖通过此文揭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复杂思想挑战。

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看一下这篇文章，很难想象这篇作于1994年的随笔，竟然洞见了中国学界之后三十年的发展轨迹，此文结尾那句“ 中国知识界（此时是）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历史机遇”可谓神来之笔。

到了2004年，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一书横空出世，奠定了汪晖教授在国内思想界的地位。该套书以其宏大的叙事框架、深厚的历史思想功底和摆脱传统西方哲学局限的视角，对现代中国思想进行了鞭辟入里的研究和分析，为现代中国思想哲学的发展叙事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这可以说破除了困扰中国多年来涵盖文化、经济、人文等多领域的西方思想桎梏。

如果借用同济大学王晓平教授在《反思海外中国学与学术主体性———国外学界对汪晖学术思想的接受与评价》一文中总结的话，那就是：

汪晖对占据中国学术界主导地位的西方社会科学范畴和概念的质疑，是国内过去20多年来最早一批去除对西方学术盲目崇信的工作，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科学术界自身主体性学术话语的建立。

二：政治经济学理论

在此书出版之前，汪晖教授2000年在美国发表的论文《是经济史, 还是政治经济学？》以政治和经济学结合的视角，认为政治经济学应当超越纯粹的经济分析，将经济现象“置于更广阔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中考察”，事实上批判了纯粹经济学理论。

这篇论文可以说是为我国此后“独特”的“双轨相容经济模式”提供了理论支撑，也就是许多西方经济学家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

可惜他们对此的理解十分肤浅，没有跳脱出西方传统哲学思维，不能理解中国式现代哲学对于现行经济模式的重新塑造。如果继续借用王晓平教授的话那就是：

汪晖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就一直关注中国的市场经济转型中一些经济学家盲目崇拜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从而给中国市场化改革带来危害性误导的现象......这是国内最早对“自由市场主义”提出挑战的学术成果之一，对当时国内在市场经济狂热下盲目推崇西方新自由主义信条的状况提出了警告。

除了思想哲学和经济哲学层面，汪晖教授另一被津津乐道的贡献则是在批驳西方“新清史”方面的作用。

三：跨体系社会与中国化理论

什么是“新清史”，因为太过于敏感，我就不做多介绍，大家仍然可以自行了解，总而言之，“新清史”已经脱离了单纯的学术讨论，成为某些敌对实力借此攻击我国法统、民族以及制造国家分裂的学术背书。

九十年代“新清史”传入国内时，那种超越传统汉化视角下的中国历史新论述着实震惊了国内学界，包括许多名声在外的知名学者都将其奉为圭臬，敬佩欧美史学观的创新和全面。

确实，“新清史”在史学研究方面有许多值得国内学界学习的地方它，突破了传统历史研究的局限，但其潜在的国家安全风险还是引起了许多国内学者的警觉。

汪晖教授是最早关注到该问题的学者之一。

汪晖在《跨体系社会：中国历史中的民族、区域与流动性》、《民族研究的超民族视角——跨体系社会及中国化问题》、《关于“早期现代性”及其他》等文章里，以“中国化”视角取代“汉化”视角，严谨详实的阐述了“中国化”文明的概念，塑造了进入现代中国前，一个跨族群（而非西方语境下的种族）、跨宗教、跨语言、跨政权的“跨体系社会”，有力驳斥了以内亚史观为核心，故意搞“汉化”与“少民化”二元对立的“新清史”学说，在维护我们内部团结、领土完整等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学术作用。

了解中国，先了解汪晖

除了上述贡献以外，汪晖教授的学术成果还体现在他真正的“主业”，即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和批评，所著的《文化与公共性》被国内外广泛引用并讨论，是理解当代中国文化政治的重要参考。

另外他在亚洲民族国家研究、左翼运动发展和思想研究等领域都有富有成果。

但是你把他所有思想理论总结下来就会发现，他的研究主旨其实只有一句话：打破基于西方优先为前提的世界同一化理论。

汪晖教授没有反对西方的思想学说，并承认其存在的合理性、科学性，问题是包括亨廷顿、福山在内的西方学派认为这就是“历史的终结”，全世界都应围绕在西方制度的圈圈里，它能以模板的方式套在任何国家。

汪晖教授通过研究，从上述的思想、政经、历史、文学等多个维度阐述多元文明、多元思想的存在合理性和现实性。

他没有拘泥于西方全面优势下，而像大多数第三世界学者那样自艾自怜。

成功的借助中国百年以来的国家实践下，所拥有的丰富国家形态样本（历经封建主义、半殖民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准”法西斯主义、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构建起有别于西方的中国式现代思想体系，让现代中国思想、哲学在世界有了一席之地。

所以西方学界认为他的思想和观点是理解当代中国乃至整个多元世界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正如威尼斯大学教授李集雅（Tiziana Lippiello）所言：

经过漫长的文学史和思想史研究的旅程，他（汪晖）对传统分析提出质疑，解构老一套的亚洲观念，并提供了一种能够超越欧洲及欧洲中心主义典型视角的叙述。

法国学者埃米雷·弗兰克（Emilie Frenkiel）也认为汪晖所追寻的是“脱离长期控制中国及其历史表征的西方思想包袱的另类叙述”。

而类似的评价多如牛毛，我随便翻翻就有不下数十位欧美日学者有过上述类似的表述。

到了最近几年，随着东升西降的趋势愈发明显，汪晖的思想研究已然成全球哲学和思想研究的重要课题。

他的学术著作被翻译成越来越多的不同语言，为多极化、多元化、国家思想独立化乃至左翼运动的重新抬头提供了丰富的方法论指导。

可以说，他还健在的今天就已经是全球思想界的标杆人物之一，所以欧洲科学院才会打破对中国学者的惯例（因为以前西方只会承认中国理工领域的科学家，并不上心中国人文类学者），把院士荣誉授予给他。

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

汪晖教授并非一般人概念里那种带有民族主义情绪的“爱国派”学者，更不是某些吃“红色”饭碗牟利的网红学者。他不是反对所谓的西方，而是用哲学角度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找到我们自己的思想和哲学道路。

他的每一个理论，每一本著作，事实上都挑战了西方话语体系，凭借着缜密的逻辑叙事，富有价值的学术观点，以至于让众多西方学者根本无法从“辩经的角度”驳到他，还使得中国现代哲学思想成了西方哲学研究的新显学。

反观国内某些学者，他们常常被冠以公共知识分子的头衔，本来挺好的词儿，结果被他们对内倨傲，对外屈膝的双面人格给糟蹋了。

有趣的是，《金融时报》和《纽约时报》把汪晖教授称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可是这个title恰恰是汪晖教授所反感的。

汪晖教授曾在公开场合嘲笑公知和公知文化（见图）。

或许因为这些原因，汪晖教授在国内鲜有人知，媒体更是极少报道和宣传。汪晖教授对新加坡《联合早报》曾感慨自己遭遇污蔑抄袭事件时，自己“逐条分析的方式澄清事实，却在国内媒体中没有受到重视”。

更有甚者，有些国内学者不但想看他的笑话，还海量写匿名信给国外学者造汪晖的谣。

后来王晓平教授痛心疾首的写到：

虽然他研究的学术价值在国际上受到了普遍的高度重视，但在国内却尚未引起应有的广泛深入的讨论.....也可能与“文人相轻”的陋习不无关系。

我忽然想起国内曾流传的一个段子，真假未知。我相信很多国人，尤其是我读书的那个年龄段。应该很多人听过：说是撒切尔夫人退休后，有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撒切尔夫人很看不上我们，说我们不会崛起，因为我们连一个有名的思想家都没有。

我开头提到的那位读者，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段子才深信不疑。

最后，我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写了这一篇注定没有流量的文章，就是希望能让看到此文的读者知晓：我们国家，我们现在，是拥有世界级思想家的！